当下中国不婚、未婚的人分两极，一极是强调活出自我、不能将就的先锋青年，一极是经济受困、疲于奔命、想结婚而不可得的男男女女，因而形成了一种单身青年普遍分部规律——剩女在都市，剩男在乡村。但事实上，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安逸无忧、婚恋观传统的县城。

　　县城里的不婚群体集中在人们意想不到的环节——体制内女性。按理说，这些工作稳定，社会地位较高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县城里应该最抢手，但现实却恰恰相反，她们正在成为日益壮大的悬置群体，成为县城的“剩”群体代表。

　　县城体制内的剩女之盛，比城市有过之无不及

　　江西财经大学专门在19年专门做了相关调研，从当地一个县城的具体数据来看，自08年开始的十年间，该县的公务员和事业编招聘了近3千人，女性占到近1900人，分布最多的岗位是教师，其次是医护，最后是党政机关。

　　整个教师行业女性比例在80%以上，医护占比近64%，机关占比近38%。

　　纵观整个体制，未婚女性的比例与女性行业占比成正比，教师最高，机关单位最末，单单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比例就超过了13%。但其实县城流行早婚，30岁这个分界线明显略高，若将界限下调三岁，女性未婚比例又会大幅度增加。

　　这种“剩”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是不常见的。体制内女性工作稳定、相对高收入、有社会地位，本是县城里的最佳婚恋对象，是上层和中上层家庭争抢的人群，几乎不可能剩下。

　　但随着社会人口流动、分工模式转变和思想文化导向，她们反而成了最容易剩下的一群人，80后撕开了这块社会创口，打破传统婚恋观的90、95后入局后必将愈演愈烈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一些城市的体制内女性结婚率反而还高一些，比如东北一些较大城市里，福利好、待遇高、有时间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仍然比企业职员抢手，“剩”的概率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。

　　横纵对比之下，这个群体在县城面对的婚恋问题已经超过了部分城市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置的现象呢？这要从内外两种因素说起。

　　剩之主观因素：小城体制内的女性越来越强，要求越来越高

　　体制内女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她们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，也受过自由婚姻观的洗礼，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远高于朴素的县城人。她们虽然人回到了小城，但思想却保留着城市特色，讲究开放、独立，与许多城市的单身女性一样不能接受将就婚姻。

　　近二十年间，中国女性的受教育与社会分工参与程度越来越高，许多之前男性主导的工作渐渐转向了女性，她们承担的工作与责任更多、更大，个人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。

　　以教师岗位为例，随着县镇少年涌入县城就读，县城的初高中教学任务已经变得异常繁重，住校生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，教师不仅要安排他们的学习，还要关心他们的个人生活，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学校。

　　医保体系的健全，各类疾病的增加加重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，行政部门不断改革的政策、各种指标任务、服务意识要求使得公务人员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。

　　体制内的女性比例在十数年内一路飙升，导致女性不再是摆设、混场者，从承担较低职务的小人群变成了许多部门的中流堵住。

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们成了一个同男性一样强大、繁忙的群体，而强大注定她们对于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繁忙则导致她们没有时间去恋爱、照顾家庭。

　　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说，女性是被保护型的，始终偏向找强于自己的异性做配偶，但这对于县城体制内女性而言是一个壁障。

　　以一个晋升到部局级的女性为例，她收入高、统筹能力强、活动圈上层，对配偶的要求是至少与自己同级，最好某些方面条件优于自己，普遍都在自己的同行或体制内找，但县城里能满足她们要求、与之匹配的男性本身就少之又少，选择圈子极窄。

　　同时她们自身繁忙的工作又成了被选择的障碍——没时间恋爱、照顾家庭和孩子，没精力打理双方家族关系，无法给出足够的家庭感。安稳县城里的男性大都大男子主义，对于这样的女性望而生畏，宁可选一个级别低于自己，崇拜自己，能相夫教子的女人结婚。

　　思想的独立、社会地位的提升导致要求提升，自身的忙碌状态、大龄导致被选择机会缩小，这些都成而来县城体制内女性“剩下”的内在原因。

　　剩之客观现实：社会发展太快，萎缩的小城优秀男性越来越少

　　中国社会经历了爆发的十几年，财富大量累积，人口从乡村、县镇流向城市。与大城市遍地是金、机遇翻涌相比，县城枯燥、难有发展的工作已经失去了魅力，有志男青年大都选择留在城市里打拼，回到县城的大都是不思进取、图安逸、混日子的类型。

　　县城适婚年龄的男青年质量逐年下降，导致优秀的早早被盯上，在庞大的家族关系牵线搭桥下被火速争抢一空。可以说县城女性的整体婚恋选择都在收窄，能力更强、要求更高的体制内女性机会就更少了。

　　江西财经大学的调查发现，工作、相貌、能力优秀的体制内女性都在愁没有可选对象，但相貌平平、能力一般的体制内男性却在愁在一堆备选里选择谁。他们调研的县城里，教师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:4，是“剩女”的重灾区。

　　因为工作繁忙，圈子很小，许多教师都在同行里寻觅结婚对象，但残酷的比例差打破了平衡，导致女性选择寥寥，难以如愿，即便有人跳出这个圈子，考上一个接触人更多的机关岗位，也会发现自己在年龄上已经毫无优势了。

　　传统的县城婚姻，医护、机关职员、教师是互补的行业，一个家庭妻子教师、丈夫机关干部，妻子医生，丈夫教师的相当常见的，但当下大部分体制内工作都被女性占据，互相消化的窗口正在关闭。

　　与城市里动辄上天的房价、教育相比，房价低廉，开销不大的县城俨然是桃花源一般的存在。县城里有学历、有一技之长的人极少因买房、养家苦不堪言，生活压力很小，对结婚没有城市人那么绝望。

　　这导致要求不高的县城男青年大都早婚早育，30岁上下都已经当了几年爸爸。而即便未婚男性，也因为没有受到全方位的社会挤压和磨砺而更为跳脱，成熟度并没有那么高，往往欠缺大龄女性渴望的安全感和沉稳感。

　　体制内女性即便通过相亲、介绍等方式结识一些人，也总是因经济不匹配、思想不成熟、性格不合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好事难成。

　　县城体制内剩女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县城发展困境的体现。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，县城承接着城市与乡村的双向人员和文化流动，既保留着传统风俗也受到新兴思想的冲击，在物质与精神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。

　　固化的阶层、外流的人口都在抽空县城的活力，那些没有选择的体制内单身女性只是新旧夹缝中的产物，是县城活力退散过程中的牺牲品。

　　如果县城继续僵涩固化下去，不与时俱进寻求发展出路，等待着被城市吸干精英，陷入困境的就不只是剩女这一个群体，而是整个县城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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